书摘——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 些最终变得卓尔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其实不然。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蔽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这使得他们学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方式认知世界。出生的时代与地域对个体的影响巨大。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

  • 人们通常只想到杰出人士是最优质的种子,但很少想到成材还必须有充足的日照,有深厚肥沃的土壤,有足够的运气躲过兔子和伐木工人。

  • 因年龄大几个月而显现的微弱优势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最终引导孩子走向成功或不成功,自信或不自信的轨道中,其影响会延伸许多年。

  • 马太效应”。“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 天才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众,一开始他只是比别人优秀那么一点点。

  • 我们对天才顶礼膜拜,对失败者却漠不关心;我们忽视了社会机制对个人成才的巨大影响,这些都使我们变得越来越被动,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社会。

  • 成功是天赋加上后天努力。但问题是,心理学家对天赋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天赋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努力的作用其实很大。

  • 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 000小时。

  • 10 000小时的确是大量时间。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确很难依靠自己达到这一要求。你需要获得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必须依靠兼职维持生计的话,你根本没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足够时间做练习。事实上,人们要想获得如此大量的练习时间,就必须依靠参加某些特定形式的训练课程(比如冰球队中的全明星队),或者获得某些特定机遇得以进行训练。 安娜堡计算机中心的日日夜夜 现在让我们回到比尔·乔伊的故事。1971年,16岁的乔伊还是一个个头很高的懵懂少年。他数学特别好,他应该是麻省理工、加州理工或滑铁卢大学[13]高材生的苗子。“当比尔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开始对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兴趣了,”比尔的父亲威廉说,“我们能回答的就回答他,我们回答不了的,就给他书让他自己查。”到参加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SAT)的时候,比尔在数学测试中拿了满分。“那些考试并不特别难,”比尔坦率地说,“考试中我总能剩下时间检查两遍。” 他的确才高八斗,但只有这一点肯定不够。他的长足进步始于偶然在贝尔大街发现的形状奇特的计算机中心大楼。 比尔学习计算机编程的那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电脑的尺寸跟房间大小相当。一台电脑(其运算能力和内存容量可能还不敌现在一台微波炉)动辄百万美元——这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价值水平。电脑那时在全世界范围内非常稀罕,即便你能找到一台,你也必须想办法获得其使用权,如此,你就得花高价租用电脑使用时段。 而且,那个时候计算机编程本身是件非常枯燥的事情。早期计算机编程必须使用键盘打孔机。程序代码必须用打孔机打在打孔卡上。一个复杂一点的程序可能需要几百乃至上千张卡,每张卡上面都密密麻麻排满了孔。程序员编好程序就带着打好的卡来到机房,交给电脑操作员。那个时候电脑只能单线程运行,操作员给你排个号。你要等多长时间取决于前边有多少程序员在排队,通常等代码运行结果需要几小时,有时候甚至要一天。其间你的程序如果有一点儿错误——哪怕是排版错误——你都必须拿回卡片,找到错误,然后重新走一遍流程。 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人想成为程序专家都很困难,对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在机房待一个小时只能用几分钟时间来“编程”,怎样才能做足10 000小时的训练?“在打孔卡上编程,训练的并不是你的编程能力,”一位早年的计算机专家总结说,“而是你的校对能力和耐性。”

  • “全世界不可能有超过50个人像我这样,”比尔·盖茨自己说,“我为C-Cubed公司工作过,编写过工资单程序,然后为TRW公司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一起到来的。我认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软件开发有着比同龄人深刻得多的认识。我获得的这一切都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的累积。”

  • 历史恰恰说明,那些获得特殊机遇眷顾的人们总能努力工作,并胜任使命;与机遇相伴的人总能取得非常的成就。他们的成功并不仅仅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更是独特的成长环境促成的结果。

  • 智力与成就之间并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关联。”

  • 圆形的井盖无法掉进井里,无论你怎样滚动、转动它都不会掉下去;而有棱角的井盖只要掀起一角儿就能掉下去。知道这个你就有机会进微软公司了。

  • 大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有好奇心,善于思辨的人建立的。

  • 他们想成为大亨,当你从他们那里领取薪水,你就必须放下尊严,在你想做的、你认为正确的事与你的老板让你做的事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还想保住工作,你就必须向现实屈服。在那里你必须听他们的,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

  • 实践智力包括“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种技能更像是一种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技能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能力: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东西的知识。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与智商测试所考查的逻辑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的能力。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普通智力与实践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实践智力却没什么逻辑分析能力,或者——如同奥本海默一样幸运——这两种能力都很强。

  • 社交常识是门学问,是一系列可以习得的技能。我们获得这类技能的场所是家庭。

  • 这些家庭中只存在两种教育孩子的方式,这两种不同方式是通过阶级状况划分的。家境富裕的父母教育孩子是一种方式,家境贫寒的父母对待孩子则是另一种方式。

  • 家境富裕的父母总是让孩子一刻也不能闲着,让孩子穿梭于各项活动之间,并听取孩子对老师、教练或是队友的评价

  • 而在穷人家的孩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这种紧张的时间安排,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孩子如果在学校表现不佳,富裕家庭的父母总会责备老师,他们总站在孩子这一边。

  • 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作为对照,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 富裕家庭的孩子活动表总被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经常在各类体验中来回穿梭。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学会在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应付自如。他们还学会如何舒服地与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拉里奥的话说,中产阶级的孩子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

  • 孩童时代开始,父母对他就事无巨细,言传身教,让他明白社会中的游戏规则,并鼓励他去实践,即便在去医院的路上也不放过演练的机会。

  • 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

  • 一直以来,兰根的努力都依靠个人奋斗,然而,没有哪个摇滚巨星、职业球员、或是软件业亿万富翁仅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

  • 父母的生活方式、父母所属阶级,对子女的成才至关重要。

  • 生活只剩下‘有尊严的饥饿’了。

  • 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可能性不来自我们自身,也不来自我们的父母,而是来自我们的时代:即我们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地点和所面临的特定机会。

  • 他们给孩子带来的经商经验,成为儿孙们适应未来世界,获得人生成功的关键因素。

  • 如果想跟大公司竞争,就必须降低成本,想降低成本就必须跳过中间商,直接从批发商那里进货

  • 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3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能赚多少钱并不是使我们快乐的最终源泉,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实现自我。

  • 工作能满足上面3条标准就能被称为有意义。

  • 成功不是随机事件。成功是由一系列可预知的、强而有力的优势环境和机遇构成。

  • 一种被社会学家称为“荣誉文化”的东西推动暴力蔓延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 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对危及他们名誉的哪怕最轻微的挑战予以最坚决反击——这就是“荣誉文化”的含义

  • 在穷乡僻壤,暴力案件发生的原因不是经济状况,而是个人尊严,人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 文化传承是事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产生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留传下来。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其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将无法认知世界。

  • “缓和性语气”(mitigated speech),这一术语是指:低调处理所说内容以取悦听众。当我们表示礼貌、害羞、窘迫,或对权威的恭敬时,我们会使用缓和性语气。如果你想请你的老板帮个忙,你肯定不会说:“我下周一要这个。”你会缓和你的语气说:“如果太麻烦就算了,但是如果周末前你有时间看看这个,那就太好了。”

  • 为了更安全地飞行,飞机应由经验较少的飞行员驾驶。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有更丰富经验的第二驾驶员会在出现状况的时候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

  • 霍夫斯泰德认为,各种文化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区分,他称之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用这个维度衡量,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美国。难怪美国是世界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不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处于该维度中的另一端,集体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危地马拉。

  • 霍夫斯泰德理论中的另一个维度叫作“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它是用来区分不同文化对“模棱两可”的承受程度。以下是霍夫斯泰德研究结果中,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下排在最前面的5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更习惯依赖准则和计划行事,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执行。 1. 希腊 2. 葡萄牙 3. 危地马拉 4. 乌拉圭 5. 比利时

  • 以下是排名最后的5个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最能忍耐“模棱两可”的事物。 49. 中国香港 50. 瑞典 51. 丹麦 52. 牙买加 53. 新加坡 这里有两点请注意:第一,霍夫斯泰德的这些排名不代表优劣;第二,这些属性并不能用来预测这些国家的人们的具体行为——这肯定是无法做到的。例如,你不能断言一个危地马拉人就一定是个集体主义者。 霍夫斯泰德要说明的问题,其实与科恩跟尼斯贝特在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要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与别人截然不同的个性。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个性也延续了我们从成长环境所养成的特定倾向、习惯和条件反射,而不同的文化特性的区别又格外明显。

  • 美国是典型的低PDI国家。当面临压力之时,美国人会求助于他们的“美国精神”,这里的“美国精神”是指“航管员与飞行员天生应是平等的”这一观念

  • 有着高权力距离指数的副机长——哥伦比亚人——在此刻感受到了压力,因为机长没有下达清晰的指令。在高权力距离指数文化中,这样的指令应由权威人员下达。副机长和随机工程师只是一味等待机长做决定,他们认为自己给机长提供选项是不合适的。

  • 我们取得事业成功的能力与我们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因此做一名好的飞行员和来自高权力距离指数的文化背景,这两件事很难调和。顺便说一句,哥伦比亚并不是权力距离指数最高的国家。赫尔姆雷希和同事阿什力·梅里特曾对不同国家飞行员进行权力距离指数测试,得分第1名是巴西,第2名是——韩国。

  • 在通向职业成功的道路上,除个人努力以外,我们所处的文化、历史和外部环境对我们能否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 我们每个人都成长在一个文化环境之中,而文化环境又是集优点、弱点、素质和倾向等各种属性于一身的综合体,为什么人们通常不愿正视这一事实——我们不能割裂我们的行为与成长环境之间的关系,

  • 因此在数学学习方面,亚洲人具有某种“内在”的优势,这种“内在”优势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优势。多年来,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以及从小在这些国家长大随后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在数学方面明显超过他们的西方同学。解释这一现象的经典论点是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有先天优势[66]。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用进化论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研究,他分析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地理构造、寒冷的气候、现代化之前的狩猎方式、脑容量以及语言中的元音发音规律等,解释为什么亚洲人有着较高智商[67]。我们通常也是如此看待数学的,我们假定是否擅长微积分或代数能够体现人是否聪明。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造成东西方学生数学成绩差异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些原因——某些人擅长数学很可能是得益于他们的族裔文化。

  • 中国人的信条:“刻苦努力,未雨绸缪,自我襄助,与他人合作终究会得到报偿。”

  • 努力工作的精神品质在亚洲人身上很常见。在西方的各大名校,亚洲学生总被认为是最后离开图书馆的人。他们有时甚至因为这种看法而备感冒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模式化的标签是某种轻视的表现。然而亚洲学生依旧视努力工作为美德。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本书所涉及的成功案例均是那些比同辈更加努力工作的个人和团体。比尔·盖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沉迷于电脑,比尔·乔伊也一样。甲壳虫乐队花了数千小时在汉堡练习演出,而弗洛姆在机会降临之前,已经在不入流的并购诉讼生意上打拼多年。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 成功就是坚持不懈,就是顽强不屈,就是别人花30秒钟就放弃的事你却花22分钟去思考的坚定信念。

  • 我们致力于推广减少学习时间,因为减少学习、增加休息有助于减少精神疾病的发生。因此,取消周末上课,缩短在校时间,增加假期的运动在19世纪成为流行做法。老师们都一再被提醒“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不宜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因为这会使他们的身体机能下降;他们亦不宜长时间思考,这样会使头脑糊涂”。适当休息可以增强头脑的认知和分析能力。马萨诸塞教师协会的一位赞助人说:“学生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年纪大小,只要他们想从教育中获得真知灼见,他们就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休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盲从教师或权威。”

  • 富裕家庭孩子与贫穷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时间内形成的。

  •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父母教育方式的差异的确造成了孩子们之间的差别,这个我们曾在克里斯托弗·兰根的章节里提到过。回忆一下拉里奥博士研究的9岁男孩儿小威廉的故事。小威廉的父母按照“协同培养”的原则教育孩子,带他去博物馆,在各类辅导课程中报名,参加学校的夏令营。他在家有很多书可以看,所以他不会觉得无聊。他的父母视孩子充分接触社会为己任。因此暑假过后,小威廉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大幅提高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小姑娘布林德尔却以另一种方式生活。父母没有足够的钱让她参加夏令营,她也不会进入特长班学习。在家无聊的时候她也没什么书可看,能看的也许只有电视。当然她的假期很可能过得也很愉快,结交新朋友,外出野游,看电影,过一个许多人都向往的无忧无虑的暑假。然而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对她的阅读与数学成绩毫无助益,经过一个暑假,她与威廉之间的距离更大了。威廉并不一定就比布林德尔更聪明,但威廉学的东西比她多:威廉花了整个暑假的时间学习各类课程,而这期间,布林德尔却在看电视或者在外面玩耍。

  • 增加教学时间使考克兰老师有机会把数学学习变得更有意义:让学生们更好地体验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 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天的成全”。“异类”是那些获得特殊机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当机遇到来就当仁不让把握住机遇的人们。对于加拿大的冰球运动员来说,生于1月就是他们进入全明星队的机遇;对于甲壳虫乐队来说,汉堡之旅就是机遇;对于比尔·盖茨来说,特殊机遇就是生在正确的年代,并在初中时代就获得电脑终端;对于弗洛姆和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行的创始人来说,机遇是多重的:他们生于正确的年代,有着能给他们最勤勉激励的父母,他们拥有少数族裔身份,这种身份帮助他们在纽约其他传统律师事务所涉足公司并购官司以前,就已在这个领域实践了20年;最后是大韩航空,直到公司帮助飞行员突破原有文化禁锢,他们才最终扭转局势。

  • 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其实相当简单,但却一直被人忽视。我们十分敬畏那些最优秀、最聪明、自学成才的“异类”,我们认为这些人命中注定就该从芸芸众生中自然而然冒出来。我们了解比尔·盖茨的成就,惊叹他13岁的时候就自觉走上超级企业家的道路。但是这是一种错误总结。事实是,1968年的世界只为这一个13岁男孩打开电脑终端使用的方便之门;假如当时有100万个孩子都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今天世界上又会有多少个微软公司呢?要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就要重新排列幸运的拼图——例如,重新安排某些关键日期——将机遇分配给更多的人。在加拿大,假如冰球联盟为下半年出生的孩子再组织一个联盟,那么今天我们就有两倍的冰球明星。将这种理念推广下去,天才的花朵就会更灿烂地开放在所有领域,而我们的世界也一定比现在更富足。

  • 我们都应该为自私、傲慢和因排外而对别人造成的伤害而悔过。

  • 比尔·盖茨本可以安心接受天才的称号,没必要在回顾人生历程的时候表现出谦卑:“是的,我是幸运的。”他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成功的确因为幸运:没有湖滨学校电脑俱乐部在1968年为他提供电脑,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无论是冰球运动员,比尔·乔伊,罗伯特·奥本海默还是任何意义上的超常之辈,都无法目空一切地说:“我的成就完全依靠我自己。”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人类的一般经验,他们的成就绝非石破天惊也非神秘莫测。他们处在优势与文化传承的网络中央,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后天养成;有些是自己争取的,有些则仅仅是因为运气——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到底,所谓“异类”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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